当年的“七仙女”
当年的部分奖章
“七仙女”是椒江葭沚街道（原黄岩县栅浦乡）上世纪50年代后期、60年代初期闻名全省，乃至全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集体，是当时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。
作为其中的一员，我很骄傲，也很自豪。
台州档案
椒江栅浦七名女社员从插秧能手到种棉能手，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
潘仙招 （潘仙招，“七仙女”中的小妹，黄岩城关中学退休教师）
“七仙女”大多20岁左右，最小的16岁
1958年，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，在农业生产中，要抓季节、抢时间、夺丰收，所以劳动力不足问题尤为突出。为了解决当年春耕的劳动力问题，海门公社栅浦乡党委决定借大跃进、大比武的东风，组织全乡妇女进行劳动竞赛，从而调动妇女积极性，让她们走出家门，与男社员一起参加劳动。
可是在当时，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女当男工，倒败门风。”乡里很多妇女思想不解放，不愿出来劳动、参加比赛。为此，在当时乡党委书记徐仁瑶的带领下，乡干部们反复上门做妇女的思想工作，全乡妇女掀起了劳动大比武的高潮。
为了组织好插秧比赛，乡里专门安排了男社员插秧能手对妇女们进行了插秧培训。比赛时先由各小队和各大队进行选拔，然后再到乡里参加决赛。在决赛中，选出了贺凤英、许梅香、王美云、杨领凤、何金凤、王仙凤，还有我，共7名插秧能手，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，最小的我16岁，当时还在念书。
栅浦“七仙女”，插秧赛男人
紧接着，我们还与男社员进行了插秧比赛。比赛时，我们七人都铆足了劲，拿出了自己最快的速度。
参赛的男社员见状都慌了手脚，只得认输。站在田岸上观赛的社员们都大为惊叹，称赞我们“插秧好比鸡啄米，赛似天上‘七仙女’。”当时大家都觉得“七仙女”的形容很贴切，于是乡党委就把我们命名为“七仙女”。之后，海门公社也组织了全公社妇女的插秧比赛，我们七人在比赛中又夺冠。
后来，在黄岩县三级大会上，县委书记吴书福曾称赞我们说：“栅浦‘七仙女’，插秧赛男人，不但女同志要向她们学习，男同志也要学习”。这样，我们“七仙女”的事迹很快在全县传开。那时，县里对我们很重视，把我们当做一个典型来宣传，县妇联主任王友华还带着一批县里的同志到栅浦跟我们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鼓励我们，培养我们。我们“七仙女”也是信心满满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召广大妇女走出家门，同男社员一起参加劳动。当1958年春耕开始时，全县妇女就大干了起来，春耕劳动力紧缺问题也得到了缓解。
默认全国插秧比赛第一
为了提高插秧技术，我们进行了艰苦训练。一开始，没有练习用的秧苗，我们就上山采松针代替；没有场地，我们就刨草化灰铺在地上，当作水田。后来，我们承包了乡里的20多亩试验田，有了训练场地。
为了解决秧苗问题，我们又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催芽和温床育苗技术，育苗成功后就开始在水田里练习。不管刮风下雨、天寒地冻，我们始终坚持。特别是在早春，清晨水田里还结着厚厚的一层冰，我们照样毫不含糊地下田练习。因为白天要跟其他社员一起劳动，只能把练习的时间安排在早晨。这样几天下来，我们个个都累得直不起腰，全身酸痛，但是没有一个退缩。练习插秧不仅要讲究速度，还要讲究质量。经过反复琢磨，我们苦练了一套快速插秧法。即插秧时，左手拇指和食指分苗，并靠近田面，右手接种。同时，两脚分开与肩同宽。当插左边的苗时，右脚向后退一步；当插右边的苗时，左脚向后退一步，这样左右脚来回交替，一横排插9株。经过反复练习，我们插出来的秧苗不管横排还是竖排都整齐划一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1958年“双夏”时，我们插秧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男社员正常速度的一倍以上。
从1958年“双夏”到1959年春耕，我们“七仙女”作为集体先后参加了全县、全地区、全省的插秧比赛。每次比赛我们都是团体第一。在地区比赛时，温州专区还为我们制作了有“七仙女”插秧图案的纪念章。而特别有意思的是，本来是要举行全国插秧比赛的，在全省比赛时，外省派来参观的插秧能手看到我们的比赛后，觉得他们的插秧速度和质量远远不如我们，于是就默认我们为全国第一了。我们“七仙女”成了当时的先进，名声也就越来越大。各地到我们栅浦参观学习的也很多，与我们实地比巧，向我们学习技术。那时，人人赶先进，个个争上游的风气十分浓厚，仅温州专区就建立了4700多个学习小组。1959年到1963年间，我们“七仙女”作为一个整体，栅浦乡政府专门为我们提供了水稻试验田和棉花试验田，让我们有了开展生产试验活动的场所，在我们成为插秧能手的同时，又能够在棉花种植上大显身手。
从学习到成为种棉花能手
1959年3月，我们开始种棉花，不仅在棉花田上种，而且把原来的水稻田也改种了棉花。
当时，栅浦乡种棉花的人不多，我们“七仙女”中也只有大姐贺凤英种过，但知道的也不多。如何种棉对于我们来说是擀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只有找当地的老棉农学习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我们首先深耕试验田、翻土，然后往地里施栏肥、河泥等基肥，再把棉粒种到地里。当时也不知道要做防冻保温措施，结果没多久，我们就发现棉粒都烂在了地里。那时我们的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，加上有些社员还在私底下议论纷纷，说我们女人种棉连籽都捞不着，就觉得更委屈了。但是，我们没有灰心，反而千方百计地想要提高植棉技术。后来得知慈溪有个种棉花的能手叫何巧娥，棉花种得极好，大家商量后就派六姐王仙凤去慈溪学习种棉技术。剩下我们6人在家夜以继日地赶制培育棉苗的营养钵。一开始不熟练，我们一天只能制作8千多个，后来慢慢熟练了，能制作10000多个，最多达到18000多个。制营养钵相当辛苦，我们把鞋底都磨破了，脚底心、手心都磨出了血泡。移植营养钵时，整天挑着100多斤的担子，大家又把肩皮给磨破了，但是谁都没有喊过苦，叫过累。移苗不久就遇到了干旱，棉苗都蔫了，我们心急如焚，马上采取措施，深夜2点起来给棉苗浇水，一直浇到太阳升起；下午从5点开始浇到天黑。经过几天的奋斗，棉苗终于慢慢恢复了，我们的心也放下了一大截。后来棉花出现了病虫害，也控制住了。到了7、8月间，我们采用从慈溪学来的种棉技术对棉花进行了打顶、整枝、去老叶，改善棉田小气候，搭好丰产苗架。真是好事多磨，等到棉花丰收的时候，又遇上了台风。虽然事先做好了准备，对棉花进行了固定，但是由于风雨太大，棉花还是被吹得东倒西歪。到了晚上，风雨更大，葭沚江边的堤岸决堤，严重威胁到了棉田和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。在大姐贺凤英的带领下，姐妹们和广大社员一起抢修堤岸，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，大姐率先跳进了水中，用身体堵决口，大家见此情景也都纷纷跳入水中，把一袋袋草包填进决口，经过了一整夜的战斗，终于把决口堵住了。战胜了诸多困难后，当年的棉花终于迎来了丰收，亩产达到了620斤。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收的果实，我们七姐妹都很高兴。
另外，我们当时在栅浦东岸的河边高地上还种了10株大棉花。从栽种到采棉基本上都由我一个人负责。收获时，这10株大棉花平均每株结桃500多个，最多的有540多个，一株棉花收籽棉5斤半。在10株大棉花中，有3株分别送给了海门文化馆、黄岩“跃进馆”和省农业展览馆进行展览。
此后，我们针对前期棉花种植中存在的问题，多次到慈溪种棉能手何巧娥那里学习取经，改进种植技术，提高棉花亩产。并主动给当地棉花种植户介绍经验。这样，我们“七仙女”在棉花种植上的成功大大鼓舞了葭沚群众，学“七仙女”，赶“七仙女”，超“七仙女”的竞赛也随之兴起，群众的干劲越来越足。
参加人民大会堂奠基典礼，出席建国十周年观礼
我们在农业生产上的兢兢业业、埋头苦干、无私奉献得到了党和群众的认可，也赢得了诸多荣誉。
1959年，贺凤英、王仙凤等分别代表“七仙女”到慈溪、余杭、上虞和金华等地介绍先进事迹。我还专程到省广播电台录制节目，介绍“七仙女”的事迹。许多报纸、杂志都对我们的事迹进行了报道。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、《红旗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浙江日报》等都曾多次刊登了“七仙女”参加生产、学习的照片和先进事迹。其中，仅1959年、1960年的《浙江日报》中介绍“七仙女”的文章就有上百篇，头版20多篇，头条8篇，头条专版4篇，社论中有“七仙女”事迹的6篇。特别是1959年3月7日的《浙江日报》用整个头版介绍了“七仙女”的先进事迹，并配上《向“七仙女”看齐》的社论。此后又一论再论，连登4次。
1960年2月10日《浙江日报》在头版题为《全省青年和妇女群英大会师——全省青年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召开》的报道中指出：“在农村以黄岩‘七仙女’为榜样，全省出现了156万9千多名的插秧能手，带动了400多万妇女下田插秧。还有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和浙江电影制片厂等也多次拍过关于“七仙女”活动的纪录片，如《丰收红旗处处飘》。1958年至1963年间，我们“七仙女”集体和个人连年不断地以劳动模范、先进积极分子、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等身份参加中央、省、地、县有关大会，并多次受到表彰。其中，贺凤英代表“七仙女”先后2次出席了全国劳模会议，还分别于1958年和1959年作为“七仙女”代表参加人民大会堂奠基典礼劳动和建国十周年观礼；许梅香曾代表“七仙女”出席195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。
（稿件来源/黄岩区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，本报略作删改）